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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马云支付宝事件始末

添加时间:2018-06-15 15:53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CEO马云以保护国家金融安全之名,未经董事会授权,将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子公司支付宝的所有权转移到了自己控股的新公司。目前此次事件的余震已经波及到整个互联网界,在海内外投资界引起了很大反响,随即中国概念股在美国遭遇滑铁卢,马云迅速卷入舆论的漩涡。而公众质疑的是,股权变更的背后,到底是对国家信息安全的担忧,还是对契约精神的背离?
  
  作为近50年来第一个登上《福布斯》杂志封面的中国企业家,马云是位素以诚信闻名的道德楷模,如今竟遭受到了生平最大的一次失信质疑。而作为中国互联网界为数不多可以向世界炫耀的企业,阿里巴巴也陷入了严重的诚信危机。

马云
  
  一夕之间,风云乍起,马云站在了风口浪尖。他给自己开脱的理由是“遵守央行规定,维护国家金融信息安全”.
  
  该理由是否成立?国内舆论迅速分化为三个阵营,“倒马派”、“中立派”和“挺马派”,三派众说纷纭,激辩进入白热化阶段,其中属“倒马派”呼声最高,其代表人物当为着名媒体人胡舒立,她第一时间站了出来,发表社论《马云为什么错了》。胡指出,“契约与产权一道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石,践踏契约原则就伤害了市场之本”,并立场鲜明地评价说马云此举“错在违背了支撑市场经济的契约原则”.而“挺马派”的巨人集团董事长史玉柱却赞许马云为“爱国流氓”,称“马云在支付宝股权方面应该流氓点,逼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卖部分股权”.一时间各路人马争相加入,对马云、支付宝和阿里巴巴“指手画脚”.
  
  原本是一家合资企业的股权转移事件,缘何演变成一起掀动整个互联网界的“蝴蝶效应”?马云和阿里巴巴到底怎么了?让AG亚游深入事情发展的整个阶段,一探究竟。
  
  一、马云支付宝事件始末。
  
  2011年6月22日,阿里巴巴集团、软银以及雅虎发布联合声明,支付宝转移事件取得“实质性的、令人鼓舞的进展”,有望很快达成协议,三方在适当的时机之前,不会就进一步细节发表评论。这意味着,随着马云、孙正义和杨致远三人的“噤声”,持续一个多月的支付宝股权之争暂时画下了句号。但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仍然让人唏嘘不已,因其掀动整个互联网界的“大手笔”,给事件本身平添了些许悲壮。
  
  5月11日,雅虎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文件显示,阿里巴巴集团已经将在线支付公司支付宝的所有权转让给马云控股的另一家新公司--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公司,这家新公司与阿里巴巴没有任何股权和资金上的关系,雅虎对此并不知情。
  
  根据工商资料,马云股权转让的具体步骤如下:
  
  2009年6月1日,双方进行了第一次转让,支付宝原股东、阿里巴巴集团全资子公司Alipay向浙江阿里巴巴转让了支付宝70%的股权,作价2 24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66亿元)。支付宝由外商独资变为中外合资企业。第一次转让完成之后不到一周,支付宝增资扩股,Alipay和浙江阿里巴巴对等增资,注册资本增至5亿元人民币。
  
  2010年8月6日,双方进行了第二次转让。Alipay将剩余30%的股权转让给浙江阿里巴巴,作价1.6498亿元。交易完成后,浙江阿里巴巴共支付3.3亿元,将市场估价约50亿美元的支付宝收为全资子公司。
  
  5月16日,马云在阿里巴巴股东大会上驳斥雅虎的说法,强调支付宝转移绝对合法,目的是尽快获得监管部门的牌照,阿里巴巴才重组支付宝,将支付宝变成马云控股的内资公司;5月27日,杨致远面对媒体,首次谈到支付宝重组事件,表明雅虎立场“必须获得赔偿”;6月1日,有消息称雅虎与阿里巴巴已就支付宝纠纷达成和解;次日传出消息,软银拒绝参与支付宝股权转让补偿谈判,其意不明;6月9日,雅虎因支付宝所有权转移遭到股东的集体诉讼。
  
  6月11日,着名媒体人胡舒立站出来评论此事,撰文《马云为什么错了》,剑指马云私自转移支付宝违背“契约精神”;6月13日,身在美国的马云打破沉默,通过短信指责胡舒立并不了解真相,并强调支付宝所有权转移事件并非仅仅利益之争,倘若处置不好,可能会招来牢狱之灾。6月14日,回国后的马云迅即在杭州向蜂拥而至的全国媒体澄清事件真相,承认在董事会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终止了阿里巴巴集团对浙江阿里巴巴的“协议控制”,理由是遵守央行规定;6月15日,马云回应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称其做了一个艰难“不完美”但“正确”的决定。然而,事与愿违,本着“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的原则,舆论激增,互联网与创投圈内多名大佬抨击马云的做法将拖垮整个互联网行业,甚至影响大陆金融开放局面。声浪之中,拥有阿里巴巴董事会席位的当事方美国雅虎与日本软银,以及支付宝的主管部门央行,姿态却晦暗不清。
  
  其实,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面对既成事实,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坐下来与马云签城下之盟,寻求补偿;二是走法律程序,起诉马云及阿里巴巴管理层恶意侵害股东权益,要求恢复原状。现在,雅虎选择的是第一条路,软银则拒绝表态也拒绝参加谈判,仍留有后手。
  
  6月20日,软银孙正义终于发声,称预计很快就支付宝与阿里达成协议;6月22日,阿里软银雅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关于支付宝股权的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尽早达成权益决议,详细内容是:“AG亚游的目标是在满足所有股东利益的前提下,稳步达成协议。AG亚游不会就进一步细节发表评论,直到时机适宜时为止。”
  
  至此,真相究竟如何,尚未水落石出。
  
  二、水煮“三国”.
  
  和马云同为阿里巴巴集团的三大股东,“相濡以沫”这么多年,竟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让人不胜唏嘘的同时,不禁对其往事增添了几分好奇。
  
  一饮一啄皆有定,多年前马云引入软银和雅虎的因,已经注定了今日支付宝纠纷的果。阿里巴巴能有今天,雅虎和软银功不可没。二者在马云最需要的时候倾囊相助,可谓其生命中的贵人。
  
  12年前,杭州西部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包括马云在内的十几个人以你1万我2万的方式凑足了50万,这即是后来的阿里巴巴发家的本钱。当时,员工只拿几百元的工资,几个人住在一间毛坯房里,每天吃6块钱的盒饭,后来降到了4元,钱还是不够用。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还是走到了发不出工资的地步。
  
  只有融资才是最好出路。但马云有自己的底限,绝不交出公司的控制权,为此他拒绝了将近40家风投,直至蔡崇信的到来,蔡崇信抛弃了年薪近百万美元的瑞典AB风险投资集团亚洲部总裁的职位,进来后凭借其关系融到了高盛500万美元,阿里巴巴的股权也从此开始被稀释。也就是在这次融资时,马云提出了那句“投资者只是娘舅,客户才是父母”的名言。在之后的多个场合,马云均表达过相同的意思,“你要买我股份没问题,但一定要我来掌控这家公司,否则的话我不需要你这样的投资”,还有“永远不能有任何人控股这家公司”.
  
  高盛似乎是阿里好运的开始,因为不久后马云就遇到了软银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孙正义,他在2000年向阿里巴巴注资2 000万美元,2004年更是由其主导再次向阿里巴巴注资8 200万美元,获取了阿里巴巴20%的股份。正是这2 000万美元救了阿里巴巴,帮马云度过了互联网寒冬。2000年底,互联网泡沫破裂,业内一片哀号,但马云却手握2 500万美元在四处扩张。最重要的不是这笔资金让阿里巴巴在寒冬中依然能尝试走出去,而是让马云创立的B2B信息免费共享模式始终屹立不倒。
  
  后来这一模式也成为淘宝创立的复制样本。
  
  2003年,一场SARS疫情扑面而来,企业间正常贸易和人们的日常消费活动陷入困境,马云和孙正义都感觉到互联网格局将迎来一场变革。同年,淘宝网和支付宝诞生。
  
  2004年,马云与孙正义会师东京,回国时拿到了孙正义8 200万美元的融资。此时,马云及其创业团队仍然是阿里巴巴的第一大股东,占47%股份,软银约占30%.
  
  回来后马云马上宣布投入1亿元打造淘宝网。但这次,阿里巴巴遇到了对手,国际C2C巨头eBay网。而淘宝网再次使用B2B业务模式,推行免费政策。两年的烧钱大战后仍不见胜负,阿里巴巴宣布投入10亿元人民币,再免费三年,并号召eBay取消收费。四年后,淘宝大获全胜。eBay败走中国,雅虎功不可没。
  
  孙正义在2008年时曾这样说,“淘宝的成功将带动支付宝的成功,而支付宝单独上市的时候力量比B2B还大。”看好阿里巴巴的孙正义,不仅自己不断追加投资,还在2005年为马云带来了另一个巨人,雅虎。这一年8月,雅虎以10亿美元现金外加雅虎中国业务为嫁衣,换取了阿里巴巴约40%的股份,成为阿里巴巴最大的股东。
  
  当时恰逢阿里巴巴与eBay激战,急需大量资金注入,而一向“只需自己投资”的孙正义也遇到了资金困难。雅虎雪中送炭般拿着10亿美元进驻阿里巴巴,获得39%的股权,成为名义上第一大股东。马云及管理团队第一次在股权数字上失去对阿里巴巴的控制。
  
  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共持阿里巴巴集团70%的股份,是该集团两大主要股东。马云虽然是小股东,却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也是管理控制者,更是“支付宝”取得商业成功的掌舵人。有这样的前提,马云才得以在两大股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暗度陈仓,对“支付宝”的股份进行秘密转移。这一招在外人看来“挺不地道”.支付宝股权转移的消息公布的5月11日,雅虎股价还应声下跌了7.3%,5月12日又下跌6.23%.所以杨致远的愤怒是情有可原的,那么他和孙正义将会如何对待马云?
  
  6月24日,马云在日本与软银孙正义相互拥抱,惺惺相惜;而此前5天,马云在美国与雅虎杨致远共享餐宴,谈笑风生。可是,事情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支付宝转让事件的三方主角真的会如此一笑泯恩仇吗?如果支付宝真的就这样悄悄溜走了,大股东雅虎、三股东软银是否要担心某日,淘宝也会上演“金蝉脱壳”的故事?
  
  三、三大阵营。
  
  5月11日雅虎将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披露之后,网上立刻一片炸开了锅,从开始一边倒地指责马云逐渐分化为三个阵营--“倒马派”、“中立派”和“挺马派”.其中“倒马派”呼声最高,最开始几乎是一边倒地指责马云,让这个素以“诚信”
  
  闻名的道德楷模一时间沦为缺乏诚信道德的不义之徒。中立派则抛开马云和雅虎软银之间的个人恩怨,绕开支付宝股权转移的个案,单从互联网本身生长环境和支付牌照的审核发放上面就事论事。而“挺马派”则旗帜鲜明地站到马云身后,理解并体谅马云的“不得已而为之”.
  
  挺马派。
  
  “挺马派”的巨人集团董事长史玉柱赞许马云为“爱国流氓”,称“马云在支付宝股权方面应该流氓点,逼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卖部分股权”.而云锋基金创始人虞锋和人人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一舟则呼吁公众继续相信马云,相信阿里巴巴,相信他们会处理好此事并给大家一个交代。
  
  因为挺身而出为马云说话,商界传奇人物史玉柱的社会责任感一并遭受诟病。他通过微博表示:恭喜支付宝回归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年流水达2万亿元后,集团控股权如果仍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就涉及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了。现在就该逼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向中国政府和企业卖部分股权,如果不卖,就该流氓点,所有新增业务不再放入雅虎和软银控股的集团公司,建议马云做个爱国流氓。
  
  “爱国流氓”一词使舆论震惊。
  
  但史玉柱不以为然,继续发表高见,表示支付宝涉及国家金融安全,法规不许外资持有,外资股东却明显绕开中国法规,马云遵守契约精神提出依法转回国内获得牌照,给外资股东合理补偿。他讽刺那些让马云遵守契约精神者为“卖国砖家”,指责他们“先制造3.3亿的支付宝超低补偿谎言,再批判马云侵占外资神圣利益,上升到道德层面,帮外国逼马云交百亿天价补偿”.
  
  也许意识到之前的言辞有点过分,史玉柱后又发微博补充道,像支付宝这样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企业不应该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但他认为企业做大靠的是德,阿里巴巴的契约精神根本不必担心。他还特别以华为在美受阻为例说明部分关键企业就应该掌控在国人手里。
  
  代表人物:虞锋,云锋基金创始人、主席,聚众传媒创始人代表观点:为什么不愿给阿里管理团队一些时间,等谈完调查清楚再评论呢?
  
  一开始没有发声的虞锋,在胡舒立发表倒马社论之后,立马站出来为好友辩白。虞锋曾和马云宣布成立“云锋基金”,联手国内10多位行业巨头投资互联网、文化和新能源等产业,打造中国版的“索罗斯”.从这点上讲,两个人私交不错,所以他支持马云倒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虞锋利用反证法为马云辩解,他首先阐明观点,“面对几亿人的金融数据做实质外资控制,违背国家要求的做法,马云不敢”.然后陈列假设支付宝没有进行股权转移可能导致的后果:要么支付宝没牌照不能再运营;要么先混到牌照,等有一天国家和全民发现一个涉及几亿人的金融数据、消费习惯、企业信息乃至相关CPl和PPI等一系列事关国家经济、民生的基础数据库实乃外资控制时,人必须撤回。接着他反问:面临申请牌照的最后期限,马云是应该用VIE实质外资混过再说?还是先遵守国家规定,商业条件随后再谈?或者谈不成就不申请关门算了?
  
  最后,关于3.3亿元转让价格低的舆论,他斥责这就是个“伪命题”,称“3亿的注册资本与公司价值完全是两码事”.
  
  同阿里巴巴一样,人人公司的投资方之一也是日本软银。陈一舟在与媒体交流人人公司上市问题时,顺带谈到支付宝事件及由此延伸出的“契约精神”问题,言语间遂表明立场,相信马云会处理好此事。
  
  对于近日中国概念股寒流不断的现象,陈一舟认为多数协议控制(VIE)的公司股价受到影响与支付宝股权转移风波有很大关系。市场也在观望这个事情的处理结果,从而决定是否买入。因此,他认为只要支付宝这件事情能够很好解决,会有效缓解中国概念股的寒潮。
  
  同时陈一舟表示凭自己对马云个人的了解,相信这件事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毕竟是做大事的人,马云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做,他也有他的原因”,他如此表述。不过对于后来讨论颇多的“契约精神”,陈一舟认为契约精神仍然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规则,必须坚守。但在这件事情上马云是否如部分评论所说有违契约精神,陈一舟则认为,因为事情复杂,也无法很客观地评价。
  
  中立派。
  
  所谓中立派,不是对支付宝股权转移的做法表示中立,而是绕开马云,换个视角,将焦点对准事件中的其他主角。如王石川从“胡马之争”出发,关注互联网发展需要的商业伦理和契约精神;胡延平坚持“支付宝必须分离出去”,并指责雅虎美国在“火中取栗”;吴鹰则从“马云无理由为投资人冒风险”着手,意指软银作为投资人已经从阿里这里赚足了钱,到了该回馈团队的时候,要懂得适可而止。
  
  代表人物:王石川,媒体评论员代表观点:野蛮生长的互联网确实更需要坚守商业伦理和契约精神。
  
  看完胡舒立和马云短信激辩“契约精神”之后,王石川在《每日经济新闻》上撰文《“胡马”激辩契约精神 企业学点啥?》,称“胡马之争”的两位主角之间存在着最大公约数,其中一项就是,都信仰和扞卫契约精神。胡舒立不能容忍“国内外深受尊重、被视为中国企业家标杆人物的马云”不具备契约精神,也不能容忍“中国引以为豪的成功企业阿里巴巴”具有“负示范作用”,“可能直接影响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公司的信任,形成大范围的‘支付宝折扣’”.马云则坚称,“假如没有契约精神AG亚游能走到今天?”他承认“‘胡马之争’的由头是支付宝之争;而支付宝之争,则是一面多棱镜,既映射出了马云及其团队、雅虎、软银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也照射出了央行在第三方支付牌照上虽明确却暧昧的立场”.
  
  最后他挑明,“‘胡马之争’并非只是单纯的口舌之争,实际上包含了太多的时代命题,野蛮生长的互联网确实更需要坚守商业伦理、契约精神,确实更需要开诚布公、坦诚交流,也确实更需要遵循法律和基本的游戏规则。”
  
  代表人物:胡延平,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创始人、总经理;IT产业知名研究分析人士代表观点:拿不到支付牌照,对阿里集团、雅虎和马云来说都别无任何选择。
  
  胡延平从支付宝公司的长期发展和中国第三方支付牌照的现状出发,发表文章《支付宝必须分拆出去 雅虎别无选择》,称“支付宝必须分拆出去,股权必须转变,必须成为内资公司,否则越不过政策红线,拿不到支付牌照,对阿里集团、雅虎、马云来说都别无任何选择,雅虎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必须走出这一步。”
  
  同时指责雅虎美国在“火中取栗”,它之前不可能不知道支付宝股权转让这件事,更不可能不知道支付宝如果不从阿里巴巴分拆出去就只有被政策部门关闭这一条路可走,在这种情况下雅虎美国还发出这么一个不顾大局、故作不知的声明,目的只有一个,“向阿里集团、马云施压,在股权转移过程中能够博取最大利益”.
  
  代表人物:吴鹰,中泽嘉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UT斯达康公司创始人、前副董事长、执行副总裁代表观点:支付宝所有权转移的事事非非,是外方股东要多拿利益导致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吴鹰也并不算是彻底的中立派,他还是偏向于马云。吴鹰认为孙正义投资马云较早,对阿里巴巴确实有不小帮助,但回报已经巨大,在软银系的投资中,纯利已拿回3亿美元(五倍左右回报),仍持有阿里集团30%多的股份,至少值150亿美元。马云及管理团队才持股35%左右。过去10年,投资者奖励团队少,现在是在依法办事,应该。他表示,投资人如果赚了大钱,但不关心团队,团队为什么要冒违法的风险来让投资人获得更大利益?吴鹰对支付宝的看法在另一个侧面揭示了投资方与创业团队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恐怕也是支付宝一事引发外界如此关注的原因之一。
  
  倒马派。
  
  代表人物:胡舒立,财新传媒总发行人兼总编辑、《新世纪》周刊总编辑、《中国改革》杂志执行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观点:马云严重违反了股东之间的契约,也违反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契约。
  
  最先站出来的是着名媒体人胡舒立,她于6月11日发表社论《马云为什么错了》。胡指出,“契约与产权一道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石,践踏契约原则就伤害了市场之本。”并立场鲜明地指责马云此举“错在违背了支撑市场经济的契约原则”.
  
  但胡就事论事,并没有将马云说成毫无诚信可言的小人,而将笔锋转到央行政策层面上去:“当然不能把此次马云之过,简单归咎于个人品性。考其人生轨迹,马云属于信誉良好的企业家,而此次在‘支付宝事件’中跌破底线,直接外因正在于央行第三方支付政策的迟疑、含混与欠开放。”央行从2005年即就第三方支付政策出台文件征求意见,直至2010年6月方始有正式办法出台,且称在外资企业准入问题上“另行规定,由国务院批准”.其实,中国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第三方支付服务上打开对外开放之门,欲开还闭的“内外有别”政策既繁琐又没有必要。马云出“支付宝转让”之下策,正与政策推力有关,使人不能不深以为憾。
  
  代表人物:叶檀,知名财经评论家、财经专栏作家代表观点:用阴谋论的逻辑来为失信者辩护,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忌。
  
  叶檀的观点鲜明而犀利,直接点明“失信爱国不可取”,痛斥“以民族主义为大旗,用阴谋论的逻辑来为造假者、失信者辩护”
  
  的行为。
  
  叶檀认为,对于雅虎与软银这两家外方股东而言,他们希望以协议控制方式支持支付宝获得牌照而不丧失控股权,对于阿里巴巴管理层而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一劳永逸地解决股权纠纷,宁可在日后以长期分红权补偿两家外方股东,也不愿意重要资产被外方控制。因此,以法律为借口,避开协议控制的常规,就是必然的选择。即便如此,她还是认为马云出卖了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诚信与契约规则,并称“如果允许所有的人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撕毁规则,未来企业家将成为煽动者,在爱国、民族等等名词下,掩盖自己的失信与决策的失误,诚信体制将失去最后的堡垒”.汉理资本董事长钱学锋也通过微博发表看法:
  
  “阿里事件”和“中概股”使中国企业诚信,降到冰点!
  
  代表人物:谢文,知名IT评论人,前雅虎中国总经理代表观点:一个股东自己把资产拿走,这是违背公司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行为。
  
  抛开契约精神、阴谋论等道德因素,谢文从制度方面着手,警告马云“不可违背现代企业制度”.他利用微博渠道表明自己观点:核心问题在于:不管什么理由,一个股东可以罔顾其他股东的立场和利益,自己把资产拿走,这是违背中国和国际公司法以及现代企业制度。
  
  四、协议控制。
  
  马云做的“艰难而不完美的正确决定”,赢得了支付宝,却几乎“得罪”了整个互联网业。当马云以遵守央行规定、保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姿态,对抗舆论对其“违背契约精神”的质疑时,另一个潘多拉魔盒被他打开--“协议控制”,即VIE,互联网产业最敏感的神经被触动。作为在中国被默许10余年,几乎控制所有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潜规则”,马云“搅局”带来的可能后果,恐怕是整个产业的无法承受之重。
  
  提起“协议控制”,绕不开首创于11年前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首只中国互联网股--新浪。根据当时规定,任何外资企业不得在中国境内经营互联网内容服务和申请ICP(互联网内容提供商)牌照。由于新浪的注册地并非中国,股东也大都是海外的风险投资基金,因此,获得中国政府的审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让新浪在不违反中国相关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在海外上市,众多行业精英专门设计了复杂的重组结构,历时7个多月“琢磨”出一种既符合政策要求,又能满足股东需求的方式:协议控制。
  
  具体做法是,由新浪成立一家中资公司来申请ICP执照,国际投资者通过独家服务合作等一系列协议与其连接,达到实际控股的效果。这种方式得到了当时信息产业部的默许,使新浪赶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前成功登陆纳斯达克。
  
  新浪之后,协议控制渐成中国互联网企业融资、乃至上市的普遍方式。这也是马云揭开VIE盖头后,成为互联网产业众矢之的根源。
  
  “我觉得受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打算上市的互联网企业,这不仅仅是第三方支付行业的事,现在上市比以前要困难”,上海一家已经获牌第三方支付企业人士称。这位人士透露,VIE模式一直是国内互联网企业去海外上市的标准动作,如今这套标准动作存在违规之嫌,那么国内企业海外上市只能重新寻找出路。叶檀早先也表示,中国概念股的诚信危机与马云的“守法论”堵住了大门,试图走VIE之路到境外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不得不另辟蹊径,他们必须承受公司组织架构转变与估值中枢下降的双重打击。
  
  所以对于马云的言论,很多未上市企业的人士感到不满。京东商城刘强东表示,“就我知道的国内所有拿到融资的互联网企业,包括上市和未上市的,全部是VIE结构!
  
  包括京东商城!”
  
  投资人更是群情涌动,着名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在微博中表示,“还有无数正在海外上市过程中的干脆上不了了!招惹谁了?迅雷已经停止IPO,下一个有土豆等数家公司进退维谷。阿里你想便宜回购股份你自己去和雅虎、孙正义杀价,别扯上VIE啊!”
  
  中国概念股在美国惨遭滑铁卢。互联网资深评论员谢文说道:
  
  协议控制“听说现在华尔街投行、资本界的人见了中国要来IPO的公司,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做假账;第二个问题,你会不会不经过我同意把资产转移。它就变成了一个AG亚游中国走出去的大战略、全球化的大战略、国际接轨现代化大战略等都面临的巨大障碍。”
  
  支付宝的股权问题只是小事,业界现在更为关注的是VIE模式会不会被打破,还是保持原样。
  
  新华社日前发文称,协议控制有其作用,后遗症也显而易见,在实际运转过程中更是存在法律和监管空白,由此带来一系列不确定性和风险隐患,更为尴尬的是,协议控制的存在让中国的外资产业准入政策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纸空文。新华社文章中表示,要让协议控制从潜规则回归显规则,需要资本运作在阳光下运行,需要监管部门的政策更为清晰、透明,还需要加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纵使舆论吵翻了天,央行态度却仍不明朗。到目前为止,央行一直未就协议控制一事作出明确表态。
  
  媒体曾转述一位央行总行官员的话称,支付宝转让事发后,央行才开始研究VIE问题,但目前还没有制定出如何处理这类情况的办法。“央行不可能主动要求企业清理协议控制。更可能的情况是,企业主动向央行有关人员问询,协议控制行不行。”央行人士说道。这似乎表示,对于VIE这一存在多年的现象,央行不会动真格去改变现状。
  
  不管央行政策如何,不管对待支付宝事件的态度如何,各界人士皆摒弃前嫌力挺VIE.是是非非,公众都在等一个说法,希望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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